如何看待日本歪曲历史,日本不承认侵华事实你有什么看法(当代大学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

日本在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但现实中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及其侵华史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维护世界和平。思考3360应该回答如何看待日本手稿Nobi历史教科书极力歪曲历史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

客观来说,对于抗日国家来说,是包庇犯罪,实行无罪论。他们对死于银核的人毫无怜悯之心,这是一种怨恨的行为。对于日本来说,是对的。他们不希望下一代活在愧疚和胆怯中,也不希望下一代对国家和皇帝充满仇恨,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领养的,谢谢。

当前,日本存在一种否定侵华历史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第一步,分析日本否认侵华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掩盖天皇的战争责任。如果所有的日本青年都承认侵略历史,他们会质疑为什么裕仁没有被调查。这是日本政客试图避免的事情。然后,美军包庇战犯。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他显然是甲级战犯。他不仅被释放还成了首相的副a级,所有战犯都被判无罪。那场战争的罪行有多少?很多人说德国认罪态度好,是因为纳粹势力被彻底消灭了。可想而知,如果戈培尔这样的纳粹没有死,战后当上了德国总理,德国人是不可能招供的。最后日本人只承认美国打败了自己,因为在日军走投无路的时候,中朝没有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组织大规模反攻。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在投降后归还中国之前,一直掌握在日军手中。如果我们自己反击,日本人民的态度会有所不同。那么我想提醒你一个误解。日本不否认侵略历史,但不全部承认。即使是安倍这样的右翼首相也不能说我们没有侵略任何人。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不承认侵略历史?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了一部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人,年轻时参加过侵华战争。老人除了精心培育数百株牡丹花,似乎没有其他爱好。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眼里,每一朵牡丹花都象征着当年被他杀死的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丛,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姑娘。这位老兵并没有对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他把过去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这是他的骄傲,和别人吵架是他的特权。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犯,在信奉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享受审美快感的艺术大师。纵观几千个民族,只有日本文化有“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对你好的无限夸大,对你不好的最小化。他们坚持用显微镜看别人的缺点,却固执地在自己的错误面前闭眼。于是,作为战争的煽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好像没去过异乡杀戮奴役平民。似乎他们从来没有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过死亡和血泪。相反,他们只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执着于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结果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消失了,只剩下日本人作为受害者;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日本兵不见了,只剩下那个种花的老人陶醉在美丽的牡丹中;创造了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只剩下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像顽童一样,肆意破坏后不承认自己做错了。日军的暴行表现出了施虐和破坏的特点,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1943年12月20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的报告中描述道,“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中国的时候,把粮食当成了珍宝,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他们不仅掠夺了中国农民的大米,还为了运不走的粮食排便?人们会问,日本兵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是什么原因?他们不屑于从楼下的院子里搬一块大石头,砸一个职校的纺织机械?他们闯入学校,把墨水瓶砸在墙上。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乐趣?”其实这些尖锐的问题,除了日本人自己,没人能回答。日本文化的一些“国粹”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不可思议的“乐趣”中。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既可以放大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减轻个人的责任。当我在那天的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我不仅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好而充满自豪感。同时,由于是群体行为,既有“上级的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形成了“无责任群体”。做坏事没有负罪感,做了之后也没有责任感。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他的《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日本作为个人,没有任何战争责任,也就是大家都有过错。战争的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而不是领导人。所谓‘一亿总交待’,就是烟店老板娘和总理东条氏都要负责一亿分之一。十亿分之一的责任,其实等于零,也就是变得不负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几乎等于没有责任。“虽然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的人”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国家不受一种

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二)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三)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四)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当前,日本存在一种否定侵华历史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如何评价日本不正视历史的行为

(1)战后对日本清算得不彻底日本当年战败、投降以及战后改革的过程跟德国不一样。德国战后的政治决策层和国家机器全部摧毁了,现在德国的国家政权是重新建立起来的。而日本的国家机器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美国的决策层听从了支持日本派外交官的倡议,他们认为如果摧毁了日本国家机器,摧毁了天皇,日本人会反抗到模模州底,没法制服他们。冷战开始,美苏矛盾加深。美国感觉到苏联阵营会成为未来最大的敌人。所以美国改变了主意,想保住日本,把其改造成美国在远东牵制苏联的一个附庸,成为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前线大本营。(2)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复归政界并执政远东国际军事释放战犯。很多战犯被释放不久就码纯恢复了公职,回到了政界。更严重的是,很多战犯高官。可以说,自民党上台掌权直到现在,其人员主要由这些战争势力组成。这些保守势力掌权以后,与过去战争藕断丝连。而德国战后的执政势力都是过去受法西斯迫害的人,他们与战争势力一刀两断。(3)战后日本教育出淡漠历史、漠视侵略的年轻一代日本右翼势力成为执政党的主体以后,不断地淡化、抹杀,以致美化侵略历史,致使大多日本人都不懂近代史。他们没有经历过旦蔽战争,也不懂历史。历史教科书里面关于近代史的内容只有轻描淡写的几行,与原本那么丰富的侵略内容不成比例。(4)战后国民愿意反省历史、抵制右翼的和平势力逐渐衰弱现在日本的气氛完全不同了,谁对亚洲国家强硬谁就受到欢迎,不但没有人站出来阻拦,而且还要遭受某些舆论的压力。一些日本人曾经幻想:对于他们侵略过的国家,只要日本始终属于强势地位、只要时间再拖一拖,历史就会改写。他们认为,历史就像一个小女孩,可以打扮得很漂亮,可以改写。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至今日本右翼分子仍歪曲历史,美化其侵略行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过去那段日本侵略历史和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子孙后代的问题。或者如一名攻击现行教科书最为激烈的右翼学者所说,是“如何重新塑造现在的日本人”的问题。目前在日本基本上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肯定日本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的历史观,在日本称“太平洋战争史观”、“占领史观”或“东京裁判史观”。在日本有人认为,现行教科书大都是按这种历史观编写的。另一种是否认日本侵略、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的“大侍凯颤东亚战争史观”。在前述那些政治势力看来,东京裁判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裁判,“东京裁判史观”“割断”了日本历史,使日本怀有“战争犯罪意识”,导致日本人萎靡不振,人心涣散,强调日本要“创建新历史学”,“摆脱占领史观,彻底扫除思想混乱”(自民党1968年“运动方针”)。这里所说的“新历史学”实际上就是“大东亚战争史观”。所谓教科书问题,实际上就是孙答日本有人要“进行新的老败教科书斗争”,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大东亚战争史观”。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对青少年进行什么教育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试想,如果用这种“大东亚战争史观”“武装”了青少年的头脑,会把日本引向何方。

至今日本右翼分子仍歪曲历史,美化其侵略行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日本人写中国的历史事记,我们要如何看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而极力回避作为加害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有日本人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在战争中所犯过错,并承担责任。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尺模激三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正义感的日本人,他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30多年的斗争。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曾要求执笔者家永三郎对《日本史》一书中的8处记述进行修改和删除。例如对“南京大屠杀”,文部省要求加入日军的行为“发生于混乱之中”、并要求删去关于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内容。此外,文部省还要求删除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家永三郎对此举不服,并于1984年状告文部省。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200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 1982年春,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有关近代、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发动祸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那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例如将对别国赤裸裸的侵略篡改成含糊其词的“进入”等等,从而严重地伤害了受到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激起有关国家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日本人民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 当时,中国政府严码粗正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严肃对待历史事实,汲取有益教训,并以此正确地教育子孙后代,才对日本自身有利,中日友好关系也才能顺利、持久地发展下去。 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谈话还表示:“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理应受到尊重。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 1986年还曾出现过一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遭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压制。90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掀起新的修改教科书潮流,直至现在。(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大事记: 1982年: 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就此问题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当然应该受到尊重”。 1986年: 5月底,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省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此后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批评,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日本文部省修改这一歪曲史实的教科书。 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驻华使馆代办,就新编日本历史教科书表示我严正立场,并递交了外交部备忘录。 7月7日,日本文部省最后批准了经过多次修改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政府四次指示和敦促作者修改原书,中曾根首相也多次强调要按照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修改此书。由于日本少数人的阻挠,至使重新修改和审定工作拖延了一个月,最后基本按政府意见进行了修改。不过,从最后审定的结果来看,这本书仍然没有完全尊重历史事实。还有人指出,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没有明确承认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1993年: 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对原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日本史教科书提出的第三次诉讼陵袜作出判决。判决认为,文部省要求家永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侵略”等问题的修改或删除“有损于教科书记述的完整和准确,因而违反了日本宪法”。 在这次审理中,尽管法院对删改“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作出了“违法”的判决,但对七三一部队等问题,法院仍坚持认为“根据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结果,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合适的”。法院还认为,从1948年开始的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不违宪。 1999年: 4月22日,《产经新闻》报道,经日本政府同意大阪书籍出版社和文教出版社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以图掩盖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行。 11月10日,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决定,删除中学教科书历史部分中“从军妓女”一词中的“从军”二字。 2001年: 3月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137处修改,然后将予以放行。 3月16日,日本地方史研究协议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朝鲜史研究会、日本现代史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8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审定批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歪曲历史事实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审定“合格”。 7月2日,鉴于日本各在野党和民众团体的强烈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政府提出修改其主编的新初中历史教科书。 7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没有发现明显违背史实之处以及日本史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根据中方的要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日本政府的决定显然是对右翼势力的袒护,也背离了自己迄今在历史问题上的做出的表态,中方不能接受。 8月16日,据朝日新闻社发表的调查结果,日本全国的市、区、町、村立学校没有一校采用“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以及同样涉及历史问题的《公民》教科书。采用“编撰会”的学校不是“采用地区”教委决定的,而是由都教委和县教委决定的。在私立学校中,大约有6校采用“历史”和“公民”教科书,而另有2校只采用“公民”教科书,采用率尚不到1%。(完) ■日本的右翼势力 (张焕利)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遍布各地,在“冷战”结束后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日见膨胀。 根深蒂固 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右翼团体由来已久。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与日本右翼分子鼓吹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战争期间,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勾结,狂妄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一度解散了日本右翼团体,右翼势力大大削弱。然而,随着“冷战”开始,在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目的的庇护下,不仅日本旧的右翼势力恢复,而且还产生了新右翼团体,并且逐渐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被盟国整肃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共233个。可是,到1951年夏天,日本的右翼团体却恢复到540个。目前,日本右翼政治团体已达900个,约12.5万人。日本右翼团体一般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几个大城市圈,东京及其周边就有右翼团体350个,人数约8万。据说,还有许多右翼政治团体根本就没有在政府登记,所以很难掌握他们的准确数字。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大致分4个时期:二十世纪50年代是恢复阶段,60至70年代初是猖狂活动阶段,70至80年代末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90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战后的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进行恐怖活动、策划军事政变、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和社会出现了“向右转”的政治趋势,右翼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一些右翼团体,特别是那些由黑社会团体转化而来的右翼组织甚嚣尘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领导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推动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做法,加之日本警方对右翼采取的放纵态度,在客观上更加助长了右翼政治势力的气焰。 财界支持 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日本经济界的大力支持。二战期间,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这三大财阀。但是,这些财阀在战后没有被整肃,经济实力得以保留。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开始,这三大财阀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又沦为右翼团体的经济后盾,以各种手段为右翼势力输血、打气,依靠这些右翼团体捞取政治资本。例如,支持否认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政治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企业就多达95个,财团有16个。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右翼学者,每年的活动经费达4.2亿日元以上。出版了100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每年在日本各地组织上百次的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集会、报告会、讲演会等。“编撰会”的会员分“会员”、“正会员”、“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4种。“编撰会”现在约有1万名会员,一般“会员”1年交会费6000日元,“正会员”1年交会费1.2万日元。此外,对于能向该会捐出高额会费的个人和法人冠以“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的名称,这两种会员1年所交的会费分别为10万日元和3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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