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如何评论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的功与过(斯大林模式是俄罗斯人吗)

如何评价斯大林?

我完全同意伟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即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近30年间,“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犯了错误,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了三次错误,成就了七次。”斯大林的成就是巨大的。先是和列宁一起领导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稳定和苏联的经济军事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斯大林在那个历史时期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比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支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给予了巨大帮助。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为打败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抓住英法等欧洲国家衰落的机遇,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了规划和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大国地位在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上进一步全面加强,最终成为与美国一起领导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至于斯大林的错误,我认为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者运动中,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革命者的膨胀。他在正确惩处许多应受惩处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错判了一些好人,迫害了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他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忽视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采取了许多不恰当的措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与一些国家的交往中,第一橙体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今天的俄罗斯人认可斯大林!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办“最伟大的俄罗斯人”大赛,斯大林名列第三(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和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斯托里平。

如何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是不是俄国人心中的英雄

哈伦伊尔马斯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生,他是一名斯大林研究人员,自1999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前苏联。“在俄罗斯,确实有很多人怀念斯大林,”他告诉本报记者。“首先,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形态,混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他们把斯大林视为俄罗斯民族的领袖,但他实际上是格鲁吉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另一个支持斯大林的团体人数很少。他们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拒绝从客观的角度看待斯大林时代。””(你怎么看待斯大林?)跟年龄有关系。”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说,“老一辈‘老兵’对他的评价都很积极,但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多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有更深的理解。”基里洛夫生于1955年。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母亲是一名教师。在父亲的故事中,斯大林时代“生活非常幸福,民族精神高涨,没有民族冲突”。然而,基里洛夫知道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参与了政治运动。更何况他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与基里洛夫几乎同龄的北京手递公司总经理尤里伊刘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记得在毕业前,他和同学一起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很清楚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死了多少人。”所以他认为“谁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调查结果很奇怪。“他们不了解历史。每个人都喜欢有实力,但有些人分不清好实力和坏实力。”基里洛夫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非常不同:有人把他视为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没有他,列宁思想不会发展,他为经济和反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他人指责他是独裁者,剥削农民,压迫社会。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大家都会承认“斯大林是个伟人,对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支持者正在变老,当然,外面也有很多人喜欢斯大林,”基里诺夫解释道。“他们会和现在比,说斯大林的风帆不腐败,国家补贴住房,生活安定。”哈伦不同意给斯大林时代贴上“稳定”的标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2000多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大清洗时期,每个地区都有找出公敌的任务,每月完成一次;1936年至1938年,恐怖局势有所缓解,但大清洗一直持续到1941年;还有人说,在斯大林晚年,他还计划发动新一轮清洗.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稳定的。””事实上,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今天的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没有经历过斯大林时期,但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些面带微笑谈论‘斯大林时代’的人,其实是在回忆勃列日涅夫时期,”哈伦提醒道。“那段时期的生活记忆和贴着斯大林高大形象的海报混在一起,造成画面模糊。”“想象你是一位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红军将领。可以去专门的商店买一般人买不到的商品。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你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你也可以去黑海度假。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已经40岁了。你发现你再也不能享受黑海了。它属于另一个国家。你发现奔驰比伏尔加好。你发现那个因‘投机倒把’罪入狱的商人,一夜之间过上了属于你的奢华生活。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厂长和主任身上。

和工人身上。你是一家家具厂的工人,你被告知你们生产的家具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为此骄傲,而且你的福利也不错。突然之间,工厂关门了,因为再也没人愿意买你们的家具,你的社保也没了,国家无力负担含轿燃它了……”Harun总结说,“原先的中等或中等偏下阶层,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福利,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会怀念苏联。不过,对于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有办法在新社会继续掌握权势。”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工的俄罗斯人也不大怀念斯大林,他们买了洋车,改去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旅游,“他们只想忘掉争论朝前看,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利经商,但是,腐败和各种官僚制度显然令他们处境艰难。”Harun说。有趣的是,基里洛夫和尤里还不约而同提到了斯大林怀念者的一个“心理问题”。“(对于斯大林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有人承认有,但说规模不大,或者说有,‘但是我很幸福’,”基里洛夫说,“他们不是在保护斯大林,是在保护自己。”尤里则说得更直白些:“如果老人们说斯大林不好,那么意味着他们自己也有责任,他们也应该承担一份斯大林的不好。”“大部分俄罗斯人是‘父亲主义者’,”尤里说,“我们需要保护,谁给我们保护?靠父亲!靠国家!有一个父亲为你做好一切决定,不用自己拿主意,多方便,多轻松!”“绝不容许丑化俄罗斯民族历史”进入1990年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俄罗斯人的兴趣焦点转向西方消费品,社会上对历史的关注很快降温。2007年6月,在俄罗斯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上,时任总统普京呼吁教师们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鼓励编写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同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 (教师参考书)》,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斯大林的历史作用”,这一节用了80%的篇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使用强制手段的合理因素, “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只是到了最后一段才提及斯大林执政“还有另一方面后果”,“他取得的成就——就连领袖的许多反对者也承认这个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学者成庆分析了普京试图从斯大林时代发掘政治资源的努力:“大清洗”的残酷性被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所掩盖,前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卫国战争的胜利,都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功绩保留下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迎合民众反感贫富分化的想法,打击寡头,与此同时,在他的强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个国家主义的谱系中凸显出来。最终,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承袭下来的国家现代化的传统,经由斯大林与普京,进行了一次精彩对接,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也开始对斯大林产生兴趣,政府、学校、报纸都告诉他们,要更多地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去看待斯大林——一个俄罗斯的历史节目会这样告诉观众,“确实有成百上千万人牺牲了,但作为爱国的一代,他们的付出是为了换来俄罗斯更美好的未来。”至此,怀念斯大林已不仅仅是“遗老”们的情结,更是那些为俄罗斯跌出一流国家而忧伤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历史和未来的问题。从斯大林到普京强人政治和强国之梦关于普京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系,一向爱琢磨的俄罗斯报纸比我们总结得更多。早在推举普京为2004总统候选人的统一俄罗斯党会议在莫斯科国立钢铁冶金学院召开之时,《明天》报就发现,会议选定在斯大林的诞辰日召开,而且会议地点包含着斯大林名字的词根 “钢铁”,人们猜测,这意味着普京要像斯大林一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统治俄罗斯。在前苏联历史上,每一任执政者对待斯大林的不同态度和评价都值得玩味。某种程度上,不同历史时期对斯大林的评说,都成为苏联乃至后来的俄罗斯每任中央政府执政路线的一个坐标原点,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在重新评估斯大林的声音中,那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可触摸到历史有时叫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感。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对斯大林采取敌对态度,看到苏联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他开始用肯定的笔调论及这个过去的政敌:“斯大林这个人犯了很多错误,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运动,让整个民族对这位铁腕人物陷入一种极端复杂的情绪之中。在这以后,人们发现一系列反思历史的行动仿佛是一场“再斯大林化”。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主席阿尔谢尼.罗金斯基说:“他们(俄罗斯当局)想把他的名字作为全世界都害怕的强大国家的标志。”人们不是怀念斯大林,他们怀念的,是能够把他们带回久远的光荣岁月的强权领袖。最强国沦为二流国家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表示:“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卫国战争期间,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作为雅尔塔和德黑兰谈判过程中的事实领袖,斯大林以同罗斯福比肩的强势地位出场。丘吉尔在谈到当时的谈判时说:一边是美国狮,一边是俄国熊,惟独他——丘吉尔,夹在中间,像个瘦弱的“小毛驴”。丘吉尔甚至在 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宴会上说:“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在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这种阿谀之词吐自一贯反共的丘吉尔之口也算事出有因,实际情况是,在战争期间,苏联生产飞机13.7万架,坦克10万辆,大炮49万门,冲锋枪和步枪2000万支,曾经在军事上处于明显劣势的苏联,到战争结束前,飞机超过德国1倍,火炮超过德国3倍,坦克总数比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欧洲国家的产量总和还多1倍!二战中的强悍地位让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仅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就使俄国扩大了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苏联阵营,使苏联可以同世界超强大国美国相抗衡,俄罗斯民族因此扬眉吐气。从彼得大帝起,那个开疆辟土的强国梦想就在世代俄罗斯人的血液里传继。彼得大帝一心想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夺取黑海的出海口,这些愿望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才悉数实现——顺便说一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普京最为崇尚的两位沙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沦为二流国家,经济滑波、工业衰败,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彼得大帝”号的巡航信号强国就要强军,强军先需强海,在这个问题上,历代俄罗斯统帅不谋而合。2009年11月25日,由“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为旗舰的舰队出访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这支舰队在大西洋上的航线不受限制,并“顺路访问”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一系列港口停留,这都等于把“彼得大帝”直接开进了美国的后院。所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在新条件下向全世界重申自己利益的重大之举。俄罗斯《消息报》对此评论说:“俄罗斯不仅要以黑海舰队工程维修基建的形式,而且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海洋强国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政治之中。”不仅如此,重建远洋基地、显示导弹力量、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再次重申自己是个海洋大国、世界大国的强烈信号,是俄欲在全世界推进自身利益的顽强之旅。连任两届总统的普京交出了权力,在全国的欢呼声中,“梅德韦杰夫—普京”组合形成了俄罗斯新的权力高峰。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立场和言论完全一致,只不过梅德韦杰夫唱红脸,他所代表的俄罗斯温文尔雅,而普京则唱白脸,一付剑拔弩张的面孔,不苟言笑。俄罗斯政府逐日强化了对美国的指责。普京甚至威胁说:“如果谁也不想就这些问题与我们对话并且认为与俄罗斯的合作已经不再需要,那上帝保佑,我们就自己干!”人们已经领教过这位铁腕人物的烈性,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但懂得武力的强势,更学会了在国际社会间经济制裁的威力。2005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后,俄罗斯将对乌克兰每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从56美元猛增至180美元。当时还是总统的普京声色俱厉地警告说:“想参加‘北约’吗?想像欧洲那样生活吗?那就像欧洲那样付钱吧!”向更久远传统的回归之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闻一先生认为,认识当今俄罗斯的发展,必须掌握其三根主线:一是以强化军事实力为前提,不断强化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重新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二是以俄罗斯爱国主义为核心,鼓动国人为俄罗斯复兴而奋斗;三是通过重新解读俄罗斯历史,不断强硬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对美国及其欧盟采取不妥协立场。“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有一种很明显的回归倾向,但是这并不是向斯大林及其体制的回归,而是越过斯大林和苏联,向更深层次、更久远年代的回归,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是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的回归。”闻一说,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主义”,他们关心的是谁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俄罗斯长期的传统是,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沙皇”。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仿佛佐证了这一民间心理传统,据他记述,当对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明朗化以后,“在家里,我母亲仍然是斯大林的忠实捍卫者……她认为说国王的坏话是愚蠢的”。俄罗斯政府从不宣称任何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宣称的目标是建立公民社会。即便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震荡,普京在国际社会中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强势姿态,他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十分清晰地表态:“俄罗斯不需要帮助。我们不是残废!”对当下的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曾经的家庭悲剧因隔代原因已经渐渐淡忘,而国家曾有过的荣誉和辉煌却刻骨铭心。这是“斯大林热”的心理基础。作家弗.卡尔波夫1941年曾因抨击斯大林而被判苦役,在零下50摄氏度的地方劳动,但他说:“我不责备他。”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样严厉”。有趣的是,神学院的学生斯大林放弃成为东正教的神父,转而追求一种人间信仰,今天的普京和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却使东正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将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视为俄罗斯道德传统和国民精神支柱。闻一说, “俄罗斯正经历着道德和精神的回归,用普京的话来说,是向具有上千年传统的‘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决定着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还决定着俄罗斯和世界未来的关系。”肖像被撕毁,雕塑被砸烂,斯大林依然存在着。在政治虚化和经济凶猛的今天,他依然存在,隔着历史和人为多重交叠的一组棱镜,撅着一部浓须,对我们凛然而视。

如何评价斯大林

搜索斯大林这个人物,你会发现所有民间信息显示他没有任何优点,全是恶行。哪怕是蒋介石,我们都能想到他至少也是有江浙财阀和大地主在支持的,斯大林居然是个全黑的人物?一个被丘吉尔评论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 的人(经提醒知道不是锋敏明胖丘说的),有可能在残害所有人的情况下维持多年统治并取得如此银告之多的成就拿滑吗?如果对斯大林全面黑化是严肃的,那么像某些人所说的上至工人农民,下至党内高层都朝不保夕,谁在支持着斯大林?你看,某回答中,工人被描绘成超负荷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要随时遭受无端迫害;农民失去一切甚至直接饿死;高层直接处决;军队被大清洗,惨无人道;这么一套下来,没有人支持的话,就是一个人创造历史了,荒诞吗?是他本人有超自然能力?还是仅靠特务机关?如果全黑说法成立,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荒唐结论:斯大林及手下少数人,凭一己之力用反人类般的残酷把苏联变成了实力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如何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产生了什么影响??

根据原苏联官方正式说法,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是在1953年3月5日去世的。在斯大林去世五十周年日子来临之际,其家乡格鲁吉亚老百姓依然怀念着这位颇有争议的领导人。哥里镇居民的骄傲在斯大林出生地哥里镇,当地人对斯大林称颂不已,认为他是他们的骄傲,人们在晚上喝酒祝酒时,第一杯酒通常会敬献给斯大林。哥里镇大多数人认为,斯大林是位英雄和伟人,正是斯大林在这里度过的短暂时光使得格鲁吉亚闻名于世。要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哥里恐怕永远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斯大林原来名字叫约瑟夫·久加什维里,1879年出生于哥里镇的一间小屋里。约瑟夫·久加什维里是在参加革命活动后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斯大林(意为“钢人”)的。现在这间小屋保护得很好,房内家具均保持着当年原样,已成为一处朝圣之地。斯大林尚在人世时,政府就在斯大林诞生的小屋旁建造了一座歌颂这位“钢人”的博物馆。苏联解体后,曾有人建议拆除这座博物馆,但最终依然留存下来。博物馆基侍展览厅里摆满了斯大林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其中包括他早期报告卡、烟灰缸、烟斗与木桌,还有一大堆照片,记载着斯大林从一名布尔什维克基层干部直至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全过程。博物馆大厅里还展出一个斯大林去世时的铜制面具,这个面具是斯大林逝世6天后制作的。博物馆外停放着一辆鲜绿色专用列车车厢,斯大林曾在1945年乘坐这节车厢前往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通过了德国分治方案。博物馆在介绍斯大林生平时对苏联当年的清洗运动和饥荒事件只字不提。哥里大学一位名叫拉马德兹的历史学教授认为,博物馆这种布置方式并无任何不当之处:“我对我的学生说,斯大林是位马克思主义搏巧吵者和劳动人民捍卫者,他并非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是位暴君。” 拉马德兹说,斯大林实现了俄罗斯的现代化,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从而拯救了整个人类,这难道有过错?这位教授理直气壮地说:“绝对不!”民意调查显示:过半俄罗斯人将斯大林看作正面人物像原苏联各地数百万老百姓一样,现年67岁的斯大林孙子久加什维里对其祖父十分崇拜。在格鲁吉亚人中,以“斯大林儿子的儿子”而出名的久加什维里说:“他是位天才。”久加什维里是名前苏军上校军官。他的家位于第比利斯边上一幢破旧公寓楼里,房内到处张贴着斯大林画像,久加什维里说:“我的祖父尽一切努力保护这个自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帝国 。” 久加什维里坚持认为,当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苏联早就四分五裂了,他充满感情地说:“他实现了这个国家工业化,并增强了国家实力,而当他离开人世时,带走的仅是一件衬衫和两件外套,与今日在瑞士银行开设了秘密账户的那些当权者相比,他看来有点像是耶稣基督式的一位人物。”不久前,在俄罗斯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对斯大林看法矛盾或将他看作是位正面人物,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斯大林功过相抵。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家对斯大林公开予以赞扬。他们指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人数被人刻意夸大了。据西方历史学家估计,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一千万至两千万,其中许多人惨死在强制性劳改营和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时期,另有人称宽闹死亡数目还要高。“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谎言”, 斯大林的另一位孙子叶夫根尼毫不退缩地说,“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我的祖父都被那些托洛茨基犹太分子包围着,这些人巧妙地操纵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正是他们这些人将人们赶往古拉格集中营,只有在斯大林叫人处决了这些人后这种行为才被制止。”在格鲁吉亚,想找人对上述这种说法进行反驳并不容易。当然,在斯大林的故乡,并非所有人都这样看待斯大林。在离哥里镇附近,一名父亲死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神父对斯大林处决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宗教领导人的做法予以谴责。这位名叫谢拉菲姆的神父说:“我们不应忘记他是个独裁者。”斯大林现年30岁的重孙雅科夫对斯大林的看法更加矛盾。雅科夫是位可爱的年轻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上世纪90年代,雅科夫花三年时间在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在苏格兰求学时,雅科夫成了一名典型西方大学生,是凯尔特足球俱乐部的一名热心球迷,并经常光顾夜总会。雅科夫称自己叫雅各(《圣经》中的人名)。过去,雅科夫对其身世避而不谈,因为自己与斯大林的血缘关系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雅科夫回忆说,他以前一直生活在斯大林功过是非的阴影里。最糟糕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几年,当时有关斯大林进行大屠杀的史料开始曝光,“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开始后,当我看报纸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报纸经常说,斯大林是刽子手。”“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是,在我长大成人时,去斯大林化到达了顶峰。”虽然如此,雅科夫仍然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这些天来,我对我自己究竟是谁感到心安理得,我就是一个久加什维里,它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斯大林已成理想主义者化身随着年龄的增长,雅科夫对其曾祖父斯大林的功过有了更多了解,他现在对久加什维里家族后代仍然怀有希望,“我们的后代将不会像我或像我父亲那样经受沉重压力。我父亲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经受的,我在上学时就身受压力。不过我想我的孩子不会有很大压力,因为斯大林越来越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化身,历史已冲刷一切。”保留家族名字已成为斯大林后人对斯大林迷恋的一种情结。当斯大林的后人在今年三月五日相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时,其中一名年纪最小的斯大林家族成员将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依照格鲁吉亚传统,小孩中间名字取自于其父,叶夫根尼给其大儿子起名叫维萨里昂,他又将其今年七岁大的孙子起名为约瑟夫·久加什维里,这是斯大林曾用过的名字,叶夫根尼抱着小约瑟夫动情地说:“我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俄罗斯渡过的,我希望将斯大林这个名字带回到他的祖国,这样他会在那里长存下去。评价斯大林俞邃今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50周年。斯大林逝世噩耗在当时引起的悲恸和震撼,笔者记忆犹新。斯大林问题争议了半个世纪,足见斯大林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深远世界影响。本文结合国内外评述斯大林问题的动向(对斯大林的污蔑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提出若干归纳性的看法。一、围绕斯大林问题的争论,半个世纪内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斯大林问题曾经是国际共运大论战的主要题目之一。另一次是从80年代以来,随着各社会 主义国家先后掀起改革浪潮、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斯大林问题再度成为讨论 的热点。鉴于加强对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目前国内更多集中在对斯大林社会主 义模式的讨论。人们在分析苏联模式失败原因时追溯到斯大林,于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变 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势下,保持冷静头脑,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如毛泽东所告诫“有 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显得尤为重要。二、评价斯大林问题,主要涉及四个大方面。第一,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亦即 斯大林领导苏联的30年以及其中的主要功过是非。第二,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体制,亦即斯大林模式,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日益暴 露的严重弊病。第三,斯大林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其中涉及党 的建设、党内斗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它的正确与错误 方面,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第四,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分析判断以 及他所执行的国际战略和政策,包括国际共运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军事方面的理论 、战略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成功与失误,等等。如果仅从上述某一方面来对斯大林 一生的功过下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三、国内外对斯大林的评价形成某些共识。大致是:第一,斯大林是一个重要历史人 物,对他的评价不仅是他本国的事情,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第二,斯大林有功有 过,贡献是巨大的,错误是严重的,或者用有的学者的说法,“功勋显赫卓著,错误极其严重”。至于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存在着分歧。第三,斯大林的主要功绩:1、在列宁之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苏联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提供了范例和支持;2、在短短若干年内,领导 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战后又迅速 恢复经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3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第四,斯大林的主要错误:1、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权,在党内斗争中 滥用专政手段,导致法制被严重破坏,大批无辜干部遭镇压;2、在30年代特定历史条 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被教条化、绝对化、越 来越僵化;3、凭借大国大党的地位,树立自我中心,对外发号施令,推行大国主义, 实质是谋求霸权。之所以造成这些错误,有历史条件的原因,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 个人素质的原因。四、赫鲁晓夫也谈斯大林的功与过,因其立足于“谴责”,往往用语刻薄,给人的印象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说,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他的功绩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说“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报告中着重指责把斯大林“变成某种超群的人物,认为他像神仙一样具有非凡的品质,他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够代替所有人思考,能够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是错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也只是强调必须公开地谴责对斯大 林个人迷信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和歪曲现象”,“抛弃已经成为前进障碍的那种对党和 国家的领导方法”。从这些词句上,并不能得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大论战时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引证赫鲁晓夫谩骂斯大林的粗暴字眼,反映了赫鲁晓夫骨 子里是憎恨斯大林的。五、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后来各个时期较少评论斯大林,出于实用主义需要,谈及时谴责兼有肯定。每逢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避不开斯大林,或多或少要提一下斯大林的功绩。通常的说法是:在战争年代,斯大林所表现的巨大政治意志、目的性和坚定性、善于组织人们和使人们遵守纪律,在取得胜利方面起了自己的作用;不能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一笔勾销,等等。六、苏联军界领导人对斯大林功过的评述一般比较中肯。具有代表性的是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于1988年撰写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其中指出:1、斯大林的历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复杂的辩证法。坦诚地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对争取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贡献,也不能不承认他毫无根据地迫害千千万万无辜者的政治错误和罪行。2、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不受民主监督,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但他却内心孤独。他毕生都尽力把自己的这个弱点变成力量的标志。列宁指出的斯大林“凶狠”的特点,在政治家身上起了极坏的作用。3、从列宁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领袖中也许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党关于确立和加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他没有那种能取代列宁的天资,但别人也没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许多人;但在争取新制度生存的斗争时刻,极端重要的是目标明确和领袖的政治意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列宁,无人能胜过斯大林。七、我党早期对斯大林的公开评价采取“两点论”,提出“功大于过”。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两论”),不仅肯定了苏共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的重要性,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冷静的、客观的、在当时条件下堪称全面的评价,而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袖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等角度,对斯大林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理论剖析,还着重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 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两论”当时在国际上特别在苏联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反响。 从总体上说,“两论”的基本观点和提出的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论,至今仍站得住脚。其 中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这一说法,虽然越 往后越难以得到广泛认同,但毕竟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毛泽东说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 ”,形容功大于过,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的一种通俗比喻,不必去细究。不过,基于当 时的历史条件,“两论”中笼统地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创造性 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看来有些偏高。而1963年9月在大论战过程中 写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由于当时与赫鲁晓夫作斗争的政治需要,对斯大林 错误的一面则有些过于简化、淡化。八、中国学术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前后有所变化。总的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评价没有逾越“两论”的基本框架。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 性”大量揭发斯大林的罪行、特别是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破产——之后,国内 从负面评价斯大林的论说增加。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教训的研究加深,开始出现斯大林“ 过大于功”的说法。这里列举两个代表性例子。第一个例子。1992年8月在长春市举行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文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这是一次专家较齐全、水平 较高、代表性较强的会议。对斯大林的评价大致上是按照“功绩巨大、错误严重”并侧 重于分析后者的思路进行。该书“前言”概括了会议的研究成果,指出对斯大林问题的 研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特别强调斯大林的功与过、对与错,往往纠缠在一 起,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文中列举一系列令人信服的实例,说明如果这些错误和弊 病都避免了,成功也就没有了,至少是很难取得,而这些错误和弊病的存在和发展,则 孕育了后来更大的失败。第二个例子。2002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兴亡史》一书,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杂志2003年第1期发表书评,称该书“导论”中鲜明地指出在斯大林模 式这一点上斯大林“完全是过大于功的”。书评称颂这个新结论是“最新、最大突破” 。接着,评论者根据该书内容,从体制角度概括了若干“充分根据”,来证实斯大林过 大于功。——是否应该根据斯大林建造的“模式”这一点来对其一生的功过下结论,颇 值得商榷。九、评价斯大林的若干认识和方法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评价斯大林问题难度甚大,但只要我们始终本着冷静、客观、求实的 精神,避免情绪化,防止掺杂任何个人因素,总还是可以逐渐找到接近真理的答案。第一,评价斯大林应采取总结教训而不是实行清算的态度。斯大林问题毕竟是党内和人民内部的问题,无论对其功过的具体评价有多大差别,怎么来说也还是好人犯错误。从斯大林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是应该的、必要的,更要弄清他犯错误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国际背景。正如“一论”中所说:“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如果一味地采取秋后算帐的办法,那么结论和效果就会截然不同,甚至适得其反。西方国家某些御用学者,为了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历来将斯大林置于敌对面加以攻击和批判,对此绝不可效法。人们常说,把一个人的缺点错误集中起来,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足可打倒一 百次。打个比方(比方总不可能那么确切),如果仅就“文革”这一点来评价毛泽东一生 ,又该作何结论?我们清楚地记得,邓小平为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 了怎样巨大的努力。可见,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第二,研究斯大林问题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地看问题和与时俱进,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概念。研究任何问题,包括斯大林问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精神,但不能把与时俱进用来否定历史地看问题。如果仅仅用现代的条件去衡量历史,美其名曰“与时俱进”,那么后人对前人说三道四就太容易了。比如用今天信息网络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去衡量人类古代的科学发明创造,也许会觉得那时的成就该是多么幼稚可笑。在谈到苏联模式时,试问,在苏联建国初期,面对帝国主义包围的恶劣国际处境,不搞中央集权行不行?在卫国战争中,面对强大凶恶的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略,不搞中央集权行不行?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中央集权不等于个人专权和实行高压。问题是,在国家政权稳固之后,领导者们应该自觉地采取措施,不断完善和优化管理体制,充实国家民主生活,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推行民主化。斯大林错就错在误解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强调“越来越尖锐化”,以此杜绝民主化之路。斯大林确实做了许多蠢事,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做了不少蠢事。这该怎么看?列宁曾经一方面强调共产党人“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同时指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转引自“两论”)第三,不能仅就体制问题对斯大林一生的功过下结论。从体制这个要害方面研究斯大林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把斯大林时期和后来苏联各个时期的错误完全归结为体制原因造成,其实欠妥。除了体制之外,还有一个发展战略问题,有一个基本路线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运作问题。前述《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一书《前言》中,有一段论述值得参考:“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恰当估计造成的过快过急的要求,单纯追求产值的粗放式经营,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过分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和牺牲了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等,这些与体制有关,但不都是体制问题。就是说,并不是体制决定了要实行这种发展战略。把发展战略方面的失误完全归结为体制的原因是没有根据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对于苏联后来造成的经济发展上的严重后果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说到这里,笔者还想引申一点。如果仅用体制原因来诠释苏联为何解体,因而责任都在斯大林,那岂不是说作为祸首的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了吗?如果这样来研究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岂不是越搞越偏了吗?在国内研究界,还可以看到 有人不仅想从斯大林那里寻找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甚至把根子一直追到列宁那 里去了。这样的做法,不仅完全陷入误区,而且造成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本末倒置,导致 历史虚无主义。再者,对于苏联模式也应加以全面评价。苏联模式之所以能够生存那么久,自有它的道理。苏联模式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辉煌业绩。其形成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能力为发展经济首要目标的状况;在战争年代 ,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优点。苏联用15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为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成为综合国力足以同美国 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问题在于,随着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面对科技的迅 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弊病没有能及时有效 地加以革除。把斯大林之后数十年的这大笔帐也都算到斯大林头上,是不公允的,无异 于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开脱责任。何况也不应该得出苏联模式改 则必垮的结论,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何邓小平能够在中国这个曾经照搬苏联模式的国家 ,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总体说法。历史证明,“有过无功”论,把斯大林当作敌人,或者,像安德烈耶娃等人那样,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有功无过”的“完人”,都站不住脚。“功大于过”论,难以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实,不易得到广泛认同。“过大于功”论,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看来,在研究问题时,无须就斯大林功过的比例争论不休,而应在肯定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30年这一基本前提下,着重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当然,对斯大林也该有一个总体上的评价。笔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人物,是一位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物,是一位有严重错误罪过的人物,是一位有致命性格缺陷的人物,因而,是一位功过成败兼而有之、不可避免地引起长期争议的人物。

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消散,冷战的阴云已经漫上欧洲的上空。苏联与英美等国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并不牢固,回忆一下大战开始前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英美双方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把对方视作结盟对象,相反他们首先选择的恰恰是他们日后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而他们之所以或者对德国人采取绥靖政策,或者与强盗共舞,要对付的恰恰又是日后的盟友。现在法西斯德国被打败了,苏联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同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因此这种同盟关系只可能面临瓦解。但是大战刚过,各国都需要从战争的阴霾中得到恢复和休养,各国都无法承受再一次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 惟有通过划分势力范围,保持各方的均势,才是最能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 因此“铁幕”落下,冷战的格局就此形成,纵观整个冷战的历史,可以确定冷战是以美苏的对立为标志的,但是就冷战的起源来看,其始作俑者则是英国,正是丘吉尔著名的“铁幕”讲话, 将美国拉进了冷战的圈子,从而将冷战由英苏在欧洲的矛盾转化为美苏争夺世界的全球性对抗。因此我们要探求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不分析英苏矛盾的渊源,我们也不能不分析英苏之间局限于欧洲内部的矛盾何以能够转化为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 长期以来,对于冷战的形成一般都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否认,在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中,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是二战胜利后才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不是不存在,但是这种对立并没有妨碍两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并肩作战(尽管其间龌龊不断),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是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并非是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影响。引起英苏矛盾的焦点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还不如说是利益上的矛盾。通过对战后欧洲形势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英国的国力较之在二战中壮大的苏联国力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欧洲其他国家经历了大战,根本没有能力与苏联分庭抗礼,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欧洲势必形成苏联一国独大的局面,而英国的欧洲战略一向都是保持均势,除非由英国控制欧洲,否则保持均势对英国最为有利。这才是英国积极游说美国与苏联对抗的真正原因。 而表面上在英苏矛盾中起着调停作用的美国也并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与苏联对抗的,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由于在战争中受到的损伤最少,二战后的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也要对世界事务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而苏联则是妨碍它得到这种权利的最大障碍。因此出于称霸世界的战略考虑,美国别无选择地要拿游和走上与苏联对抗的道路,只有遏制苏联,美国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因此联合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大洋州国家形成反抗苏联集团的西方阵营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苏联呢? 苏联如何成为冷战格局中的一极呢?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苏联赢得了极大的世界声誉,苏联红军的军旗插上柏林的国会大厦,使得苏联成为大半个欧洲的解放者消盯和拯救者。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苏联在战争中的消耗也是十分惊人的,光是人的消耗就达到1200多万。这使得此刻的苏联实在无力再次开动战争机器,夺取全欧洲的政权(这是苏联的真实愿望),好在大战中苏联解放的大部欧洲领土还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更好在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就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使得苏联有了与美英集团叫板的筹码。因此苏联的算盘首先是保住在欧洲战场上争取到的地盘, 使得苏联的实际势力范围不小于开战前与德国人合作所期望得到的势力范围。英美与苏联的这种各自的利益诉求才是导致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1]。所以,虽然冷战的双方格外突出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这是双方为掩盖利益争夺而释放的烟雾弹,在这个问题上,对立的双方所采取的是相同的策略。 二、政教关系调整的宗旨 如果我们认识到冷战格局的这样一种成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战后继续保持对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政权截然对立的东正教会的宽容政策,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政教关系调整的宗旨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磨颤。 1945年苏联和同盟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苏联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但是对于为战争胜利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则是喜忧参半。祖国领土能从被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被解放出来,祖国的军队能够直捣侵略者的老巢,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对于具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并亲身参与过卫国战争的东正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可能不想到,教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与对德战争有着紧密的关系,教会的领袖们不能不回忆起在战争开始前教会的悲惨命运,他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在战争年代教会所得到的优厚待遇并没有在法律上被给予充分的保证,这种优厚待遇会不会是一种战时安排呢,这无疑会让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东正教会充满忧郁。而事实上,在大战后期和胜利之初,苏联联共(布)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号召要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且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品[2],这些行为无疑会被缺乏法律保护的教会认为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回想到战争爆发前反宗教运动中教会的遭遇, 东正教会是有理由感到害怕和担忧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向更遭的方向发展。在胜利曙光初现的1945年4月10日,斯大林和国家领导人莫洛托夫再次会见了东正教新任大牧首阿列克谢等教会领袖,对教会提出的各项要求都给予了比较满意的答复。在这样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教会的事业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在神职人员培养、教堂开放数量、教徒的数量和教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战争的创伤, 战后有很多苏联人开始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宗教中找到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和寄托,这也为教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到五十年代中期,东正教会迎来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此时,在校神学生的数量达到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函授学生,这些人都是教会的新生力量,能够为教会的后续发展能够能量。 那么,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允许,甚至是支持教会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教会的发展究竟如何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呢? 当然,从国内的情况看,如上所述,宗教在战后的发展能够为人民提供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抚慰,能够医治人民心灵上的战争创伤,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人民,为国家带来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除此之外,听从于政府安排的东正教会还能够分化宗教纠纷,缓和地区冲突,稳定苏联的政局,1946年,苏联就利用东正教会对西乌克兰境内的属于罗马的东仪天主教进行分化和瓦解,使得这个教派的一部分最终不得不与苏联东正教合并,而不承认这种合并的另一部分只好转入地下。但是,在战后的苏联,宗教存在并具有一定的地位,其主要作用还是在外交方面: (一)东正教会对于强化苏联在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地位,提高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起着特殊的作用。苏联战后的世界战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占领土地上的完全主权,其次是在东欧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扩大在这个范围内的影响和控制权,最后是推进世界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3]。在1944年丘吉尔访问苏联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英国无视相关国家的主权,就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达成了“君子协定”。战争后期,苏联经过与英美的谈判,最终划定了双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诺在划定的东欧区域内维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定影响和利益,但是后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苏联建立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政府,斯大林认为,只有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政权,才能保证这些国家对苏联友好,这就是后来以苏联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处于这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历史上大都是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这就为苏联强化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苏联已经占有了这些地区,但是军事的占领并不一定带来人民的心悦臣服,而宗教,特别是世界宗教本来就有超越国界的属性,东正教作为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支派,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体系, 俄罗斯东正教会早在沙俄时期除了本身具有独立教会的地位之外,还对许多国家的东正教会具有领导权,原属于莫斯科东正教会所辖的许多教会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内,那么利用东正教重新将这些国家的教会纳入到苏联教会的旗帜之下,岂不是更容易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吗?而苏联东正教会能够有机会效力于国家,又借国家之力,扩充了自己的势力,教会也是受益者,它何乐而不为呢? 俄罗斯东正教的领导人在战后频频出访,将很多在二三十年代脱离莫斯科牧首区而划归其他独立教会的教区又重新拉入莫斯科牧首区,或者鼓励归属于别的独立教会的东欧国家教会脱离原牧首区的管辖,独立出来,这也为莫斯科牧首区进一步控制这些教会带来了方便,例如,在战后,苏联东正教会成功地使得波罗地海三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东正教会重新归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使得芬兰、波兰的教会脱离君士坦丁牧首区的领导,通过苏联东正教会的努力,莫斯科牧首区成为世界上拥有教徒最多,实力最为强大的东正教教区,这无疑为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渗透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 (二)东正教的发展有助于苏联提高自身的世界声誉, 扩大苏联的世界影响。 战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因为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在世界上提高了其声誉,但是,由于苏联自持军事上的优势,追求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成为掌握别国命运的国家,因此它奉行了一条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道路,它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推进世界革命,就必须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在东欧,苏联违背了战后与英国达成的“君子协定”,进行帝国式的扩张;在亚洲,苏联除了利用对日作战在远东中国东北搞扩张外,还将手伸到了伊朗和土耳其,苏联提出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拒绝按照计划从伊朗撤军[3],最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爆发利益冲突,使得美英联合共同对付苏联,从而形成了东西方的“铁幕”。在西方世界,美国的杜鲁门、英国的丘吉尔等资产阶级政治家纷纷指责苏联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对它的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给予了强烈抨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认识到,要改变世界对苏联的看法,要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攻击予以回击,并且树立苏联先进国家的形象,就必须要在进行军事进攻、外交争夺、经济制约的同时,进行对外宣传和文化扩张方面的努力,这样一来,苏联东正教会就可以有所作为了。 众所周知,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不同,具有多中心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统一的中心,尽管世界上的所有东正教会都尊奉最古老的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为精神上的领袖,但是各独立的教会之间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4]。传统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也是东方教会中最有实力和影响的教会,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独立的教会都有权通过对外传教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地盘,谁有力量在某地建立管辖的教会,这个地方的教会就归属于谁, 因此最强大的教会并不一定就是最古老或者最受尊敬的教会。本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不是东正教最古老的教会, 公元十世纪,罗斯受洗后,俄罗斯东正教会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强大而逐渐扩张自己的实力,使得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区成为享有独立地位的自主教会,并在俄罗斯帝国势力延伸到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扩张教会的势力。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帝国的对外侵略战略捆绑在一起,东正教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区已经在沙皇俄国侵占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区,无论是从信徒数量还是从地域上,都超过了其他东正教会。诚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5]。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反宗教政策和对宗教的剿灭对俄罗斯东正教的世界影响和实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这种性质并没有改变,地位依然存在,它还具有与东正教其他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资本,当然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和新教团体的在信仰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被苏联政府利用来加强自己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实力。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世界东正教领导权的斗争由来已久,但是二战后两个教区的斗争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美苏两国都希望保持和发展自己在土耳其的权益和势力,因此在土耳其的争夺十分激烈,苏联政府支持苏联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世界东正教的领导权,希望莫斯科能够成为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进而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这符合苏联要成为世界中心的外交目标。大牧首阿列克谢上任不久,就出访中东朝圣,希望就东正教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交流和谈判,但是由于苏联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恶化,大牧首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之行并没有成功,但是“苏联东正教会的影响因这次的朝圣而得到扩大”[2]。 1948年,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成立500周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举办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邀请到了东正教四大牧首区中的两个到莫斯科,显示了苏联东正教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表明苏联希望成为世界东正教中心的意愿和决心,为这次庆祝活动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反对天主教的意味很浓,这显然是出自于或者至少是迎合苏联政府与西方对抗的意志。这样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因人权问题、宗教自由问题而饱受资本主义国家诟病的苏联召开,本身就为苏联赢得了不少的形象分数,而活动的基调又如此符合苏联的对外战略,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在外交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和配合,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看到,东正教会在应付国家内政外交困局的过程中具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对宗教的彻底改观,也不意味着苏联党和政府放弃了与宗教作斗争的立场,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从而也没有完全理解和正确估计宗教在苏联历史文化和传统中地位和作用,整个宗教政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功利性和暂时性,而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党的宗教政策反复多变,没有长远的目标和方向,造成苏联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和谐,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的一个深刻教训。

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

为什么斯大林不是俄国人也能上苏共工作?

斯大林是者漏俄国人。沙俄时期,格鲁吉亚是沙俄的一部分。所以斯大林也是俄国人。  俄罗斯帝国简称沙皇俄国、沙俄、俄国,是1721年彼得大帝加冕为皇帝后,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为止的俄罗斯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国家,由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在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的留里克王朝的伊凡四世在1547年便已经开始使用“沙皇”的称号,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帝国”真正诞生是沙首拦烂皇伊凡三世征服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或伊凡四世征服衡掘喀山,根据另一个角度来看,长期沙皇制度,这是在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后已经帝国的当代俄语单词。也许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一世称帝是为了让欧洲承认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的君主制国家。17世纪俄罗斯的扩张,最终导致在17世纪中叶,俄罗斯完全征服西伯利亚之后,俄罗斯的领土到太平洋和波俄战争之后的左岸乌克兰;这个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的成立。俄罗斯帝国的国力在19世纪达到空前鼎盛,是当时的世界列强之一,自称第三罗马,但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相继进行工业革命时没有紧随时代的步伐,导致其经济实力在20世纪初期的尼古拉二世时代远不及欧洲几大强国。1914年8月,政局动荡不定的俄罗斯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堪的战局直接导致了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声明,俄罗斯帝国灭亡,俄罗斯共和国成立,但同年就被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推翻,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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